意让申时行来负责太子经筵的具体事务?
高务实思忖:这事儿待会回去得问一问三伯。
再接下来就是六位真正给太子上课的老师了。
陈经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,排名很高,学识没问题;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,也没问题。历史上此人后来做到过礼部尚书,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入阁的,但他运气可能有些不佳,在万历十三年、礼部尚书任上跟内阁大佬闹了矛盾,辞官回家了。此后多年,万历还时不时派人探望他,但机会一直不好,未能起复。但不管怎么说,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,算做高拱一派,或者至少算亲高拱一派,问题不是很大。
接下来三位:沈鲤、许国、顾养谦算是高务实的熟人——上次高拱家中门生聚会就有他们哥仨,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,也不必过多介绍。简单地说,沈鲤和许国后来都干过阁臣,顾养谦比他们俩混得稍微差点,但也干过蓟辽总督兼朝鲜经略(当时在援朝逐倭),终官于协理京营戎政、兵部左侍郎。
然后是张位。张位是隆庆二年的进士,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,是谁把他弄进名单里的,想来不必多问。
不过这里要顺便说个可能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情况:明朝建立后,程朱理学的确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。但是,洪武、建文年间,虽然科举考试首场的七篇经义文章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,却并未规定必须以程朱理学为宗,程朱传注仅是参考之一。
此外,当时八股文尚未定型,在文章形式上也并非十分的严格。故此,士子答题时仍有一些发挥余地。永乐年间,明廷开始组织编纂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,并颁示全国,规定答题时以程朱理学的注释为准则,且须“代古人语气为之”。这才真正开始钳制读书人的思想。
而到了正德、嘉靖年间,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,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就开始受到挑战。王阳明汲取了老庄和佛教的心性论思想,提出了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说。他广收门徒,力倡讲学,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信徒,而且使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开来。阳明心学不仅在普通士人中广为流传,而且在南北两京的官僚队伍中也有很多信徒。徐阶、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阳明心学,在京师力倡讲学,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,而且使之逐渐被官学和科举接纳,跻身于主流意识形态。
尤其是嘉靖中后期到隆庆年间这段时间,其实阳明心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已超过程朱理学。譬如刚才提到的隆庆二年的会试,因为李春芳担任主考官,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学解经,并将《庄子》之言入文。实际上从嘉隆中期开始,唐宋派对科举考试有重要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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