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在香港待了其实没几天,但是我却觉得过了好久。
也许是秦伯对我们的压力太大了,或者,我不想去面对李隆春。尽管他每一次都是日理万机的样子,跟我的交流并不多,但是,他是一个对儿子有着默默关怀的父亲,而我,却欺骗了他。尽管我的欺骗是善意的谎言,然而,无法知道事情的最后答案,对于他来说是幸福呢,还是苦楚?
我不知道,杂毛小道也不知道,人性是这世间最复杂的东西,我们无法做得最好。
只能让事情朝我们想象中“皆大欢喜”的方向,去发展。
当时的我们,并不知道事情的后续,居然脱离了我们预料的轨道,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。现在我想起来,总感觉那是我这半辈子所做的抉择中,最不理智、也是最愚蠢的决定之一。然而,这世间的事情,哪有那么多的“早知道”?
若有,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情了。
当然,这是后话。
过了罗湖关口,我们又在鹏市玩了一天。
我曾经在鹏市的关外待过几个月,在那座城市里也有好几个朋友,不时常联系,但是总也不陌生,是那种偶尔想起来,会心一笑的那种朋友。既然来到了鹏市,又有闲暇,作为朋友(曾经的工友),自然是应该多走动的。
我翻起了通讯录,拨打了电话,第一个是空号,第二个却接通了,聊了几句,他很热情,说另外一个朋友也跟他在一起,他们在宝安区这边,让我过去,请我吃饭。
这朋友是我之前提过的那家台资小工厂结识的,当时我是品质课的副课长,他是我手下的领班,而另外一个朋友,则是工艺技术课的技术员。虽然是上下级关系,但是下了班我们一直玩得很好,是朋友,上班则是我最得力的助手,用现在的话说,叫作铁杆。只可惜,那家小电子厂的薪资待遇十分低,他的基本工资在04年的时候只有450元,根本存不到什么钱,先我一步离开了。
人生总是有这么多悲欢离合,我后来离开了那家小厂,但是跟原来几个玩得好的工友,一直都保持联系。直到最近,事情太多了,才淡了下来。他现在在宝安一家大型的台资企业,做一个普通的产线员工(这家企业后来以代工苹果手机而出名,10年5月出的那次事件,我和杂毛小道也有所参与,有机会讲一讲),薪资待遇普遍高于周边的工厂,福利也好,就是管理十分严格,僵硬的军事化。
我和杂毛小道是早上11点过关口的,乘车到宝安花了一个多小时。
那个朋友上早班,请不到假,只有等他下午五点半下班才能见面。于是我们便在他们工业园区外面找了一家商务酒店,开房,然后把行李和在香港买的一堆零碎放下,又宝安区逛了一下午,直到下午六点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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